我了。”说完我就挂了电话。
电话又响起,我没有接,按下了关机键。
站起身,我向广场外走去。
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水溶溶的,水溶溶的月亮,水溶溶的街灯,水溶溶的草坪。
东霖再不会找到我,他除了我的手机号,别的,他一概不清楚。
他想到过有要找我的一天吗?
也许,以前的他从没想到过,所以,他才从来不关心。
那个四月
早上七点,我出发去机场。
临出门前,我对着手机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开机?从昨天晚上挂掉东霖电话那时起,它就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这个电话,打的最多的会是谁?那一定是想找我的人和想对我倾述心事的人。现在,这两个人就是东霖和莎莎。
他们的电话,我都不想接。
我不想和东霖拖泥带水,除非他爱我,否则只能徒增伤心;我也不想做莎莎的恋爱顾问,那对我无疑是折磨;我退让,是因为我知道东霖爱的是她,但我还没有坚强到可以忍受倾听她和东霖的故事而不受伤害的地步。我仅是个凡人而已。
而不接电话的最好办法,就是没有电话。
还有,带了电话的我,或许会止不住的渴望听见东霖的声音,要想抵御这种心魔,最好的办法,也是没有电话。
就像谢丰说的,我是在逃跑。既然是逃跑,那就让我消失在他们的视线里好了。或许等我回来的时候,一切都已回归了原位,一切也都明朗了。
我把手机留在了家里,让自己做了一回不被现代通讯羁绊的自由人。
其实不是很久之前,没有无线电话的人们活的也很正常,甚至更富于幻想。因为听不见对方的声音,于是,必须在心里描绘,这份浪漫与期待,又岂是当下享受现代文明的人所能体会的?
这样随时随地让人无所遁形的电话,或许是当代人的桎梏。
在空中飞行了一个多小时以后,我站在了上海的蓝天下。
晴朗的的天空,几片雪白的云,初冬的暖阳,仿佛儿时母亲的手,它轻轻地抚着我,那么的暖,让我忍不住的思念起她。
可她离我那样的遥远。我已经四年没有见过母亲,只能在电话里听到她的声音。即使今天的我,也是个母亲,可在她的面前,我永远是那个让她放不下心的令她操心的女儿。
一走出机场的甬道,接机的人群中,我就看见了表姐欣兰和早早。
表姐还是温婉风韵,早早站在她脚边,他在不安地扭动,表姐紧紧地牵着他。
表姐也看见了我,她弯下腰,手指向我,对着早早说着话。
早早顺着她指的方向看过来,我看见他脸上露出了稚气的笑容,然后,他向着我跑了过来。
我丢开行李,蹲下身子,接住了他。
他搂住我脖子,稚嫩的童声脆生生的叫着我:“小姨。”
我瞬间眼里都是热泪,紧紧地抱住他:“早早想小姨了没有?”
“想!小姨吹牛皮大王的故事还没给我讲完,早早还想听。”
我含住泪水:“好,小姨这次给你讲完。来,亲一下小姨。”
他嘟起嘴,在我脸上亲了一口。
早早现在是表姐的孩子,他叫表姐妈妈,叫我小姨。
我不想抛弃自己的孩子,只是那时候的我没有能力好好的养育他。
他出生将近两个月了,却还在医院的新生儿病房里。十几种新生儿疾病,他全都得了个遍。医院不断地给我发催款单,有两次谢丰看见了,他不声不响的替我去交了。可是还在不停地催,我已经拖了很多天。那天护士长终于对我说,孩子可以出院了,只要你把款结清,就可以抱走了。
我在医院的走廊里坐了一夜。
那时已是四月,街上杨树的叶子碧绿的长满了全身,风一吹,它们就唆唆的作响。天气也开始转暖,但是晚上寒气还是很重。医院的走廊里,有无声的穿堂风,它们吹了我一夜,我全身上下却是滚烫的。
黎明的时候,我头重脚轻的走出医院,进了街边视线里的第一个公用电话亭。
我拨东霖的电话,一遍又一遍,明知拨不通,但却幻想着也许下一次就拨通了。太阳升了起来,刺着我的眼眸,我满眼闪烁的金光。面前电话上的阿拉伯数字模糊了起来,它们似乎在跳着舞。
最后我拨了远方母亲的电话。
母亲叫我:“小玉,妈妈怎么一直打不通你的电话?”
我哭了出来:“妈,你来帮我一下。”
母亲第二天就赶到了,从来不舍得乘飞机的她第一次坐了飞机。
我在医院门口等到了她,她匆匆从出租车上下来,看见我,眼眶蓦地就红了:“你怎么廋成这个样子?”然后就摸我的手,吃惊的说,“你在发烧。”
我没空理会自己是不是真的在生病,只想把孩子早点抱离医院,我要紧问她:“妈,你钱带来了吗?”
母亲回答我:“先带我去看孩子。”
站在新生儿病房里,母亲流下了眼泪:“这么一点点小,你一个人,今后怎么养活他?”
我说:“可以的,妈,我一定会把他养大的。”
母亲望着我流眼泪:“妈妈先带你去打吊针,把烧退了,再来接孩子。”
我听了母亲的话,因为我的头真的很痛。
我高烧接近40度,已经烧了整整两天。在临时病房里,我打着吊针安心的闭上了眼睛,因为母亲来了,她就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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