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专管这类事情的是社会教育司，司长叫夏曾佑，是位历史学家，熟于“中国历史”。他知道，中国的一切事，是万不可“办”的，即如档案罢，任其自然，烂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至于烧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办”，那就舆论沸腾，所以他主张这个东西万万动不得。就这样，在“办”与“不办”之间，拖拖拉拉，“麻袋们”安稳地躺了好几年。③
这一放，就是5年。八千麻袋档案的厄运才刚刚开始。
1917年后，因地方局促，八千麻袋档案迁至午门、端门保存整理。1918年，教育总长傅增湘，开始整理这批麻袋。
所谓“整理”，就是把档案倒在地上。教育部基层临时工们“各执一杖，拨取其稍整齐者”（《骨董琐记》卷二）。c-美的敕诰、廷试策论之类，捡起来放在午门楼上。其他的，跟扫垃圾一样，全堆回端门门洞里。
时任教育部佥事，负责寻宝的鲁迅回忆，当时之所以要着手清理是因为有人“以为麻袋里定有好的宋版书——海内孤本”。里面也果然出了好东西，教育部官员们，更是常常来顺手牵羊。
更要命的还在后面。
1921年，北洋军.阀政府经费短缺，教育部没钱发工资。领导脑门一拍，想到了存放在端门门洞，那总计八千麻袋档案。这些东西留着也是占地方，卖！
四千大洋，卖给了北京西单同懋增纸店。
纸店买了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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