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大主教庞麦臣推动教会中国化，方向是正确的。这一点教廷及各教区勿用讨论。
在实际推动过程中，积极推进东方教区中国化工作规划的出台，极大推动了东方教区上帝事业的发展，因此教廷与我对此都应当给予高度肯定。——教皇保罗五世（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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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俗话，叫凡事必先预立，无有规矩不成方圆。所以，我谨以东方教区大主教的身份制定并推行此工作规划，便是希望东方教区的所有神职人员能够严守这一规矩，通过你们的努力来一步步推进东方教区中国化这一宏伟工程，使东方包括大明在内的每一个国家的民众都能切实感受到教会带来的福音。”
在魏公公讲话的过程中，崔应元带领数名番子将一份份已经装订成册的规划方案摆在了每位与会人士桌上。
徐光启好奇的拿起这份规划方案，发现第一页的抬头是大明万历皇帝钦订，教皇保罗五世核准，东方大主教庞麦臣负总责等字样。
“教皇对东方教区是寄予厚望的，他老人家给我写信，信中有一句话让我很感动，也很震惊，出来明确反对庞麦臣阁下的是南堂执事、来自葡萄牙的傅汛际。
来中国之前，傅汛际一直在欧州研究西方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来到中国后，主要工作就是翻译亚里士多德的学说。
执事是“圣品七阶”之外具体负责教堂事务的官吏，同样也是七阶。傅汛际是最低品的初等执事，但他却得到了在华耶稣会长龙华民的支持，因此可以和南堂主教熊三拔分廷抗礼。
有些时候，熊三拔都要忍让于他，原因是傅汛际掌握着耶稣会给予南堂的经费。当初郭居静等人之所以离开京师南下，和这位傅执事的“刁难”有很大的关系。
庞麦臣大主教要取缔各地的耶稣会，潜台词就是澳门的会长龙华民将不再掌握中国教会的权力，那么作为龙华民一派的神职人员，傅汛际自然要站出来反对。
紧随傅汛际反对的是两名比列时的传教士，他们对于一个东方人出任教会的紫衣大主教本就感到不满，迫于教廷及教皇的压力不得不承认这个大主教的权威。
但现在这个东方面孔的大主教不由分说，毫不讲理近乎野蛮的剥夺各地耶稣会的权力，使得这两个比时利的神职人员感到万分震惊，他们无法接受这个愚蠢的决定。
作为上帝的信徒，作为东方教区为数不多的西洋神职人员，他们有理由也有资格站出来表示自己的不满和抗议。
“还有谁不满？”
庞麦臣大主教并没有对有人敢于出面反对他的决定感到惊讶，反而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改革，不是请客吃饭嘛。
哪怕是教会，改革同样动的也是利益。
上帝，也是要吃喝拉撒睡的。
南堂的实际负责人熊三拔并没有站出来，因为他的好友郭居静和金尼阁在给他的信中明确说道，这位新任的中国紫衣大主教身份不同寻常，是一个可以直接影响中国大皇帝的人。
因此，不管是教廷还是教皇本人，对这位庞麦臣大主教都是寄予厚望的，也是全力支持他的。
这就意味着，东方教区的所有神职人员都当无条件服从庞麦臣大主教阁下。
这是一条红线，不可逾越。
信徒代表们并没有人敢站出来反对庞麦臣大主教，因为庞麦臣大主教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宫里的大太监。
其余的神职人员对这突发情况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大部分都在看熊三拔主教的选择。发现熊主教并没有支持傅汛际三人，这些神职人员立即保持沉默。
徐光启等人很难得看到教会的争斗一幕，都表示很新鲜。但让他们更新鲜的是他们手中的那一份有关天主教中国化的规划方案。
“这不是商议，这是命令。你们可以反对，但必须无条件执行。有关教会中国化的改革方案，是得到了教皇批准的，你们反对改革，就是反对教皇，就是教会的敌人，就是上帝的叛徒！”
庞麦臣大主教愤怒的指向三名敢于挑战他权威的神职人员，十数名身穿飞鱼服的锦衣卫立即一拥而上将三人按倒在地。
见状，熊三拔主教立即愤而起身，抗议道：“大主教阁下，教会的事务不当由中国官府力量干涉！”
“熊，你错了，他们不是中国的官府力量，而是我们教会的圣斗士！”
庞麦臣大主教温和的指了指熊三拔神父手中的规划方案，“熊，你看一下第九条，那里明确写了从现在开时，我们东方教区将会组建一支上帝的卫队，这支卫队的名字叫圣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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