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什么时候起，杀良冒功成了明军的传统美德。
很可能，这个传统就始于万历年间。
至少，是末期。
也许，一开始也正如王大力等人所言，不过是些外夷，杀了斩级用来获军功，既不伤百姓，又不损良心，还有得实惠捞好处，何乐而不为呢。
但千里长堤，溃于蚁穴。
事情只要开了头，就没人能阻止往下限发展。
崇祯年间诸多军头的无底线表现，足以令魏公公下定决心，坚决打击杀良冒功行为，不使尚未成形的皇军向军镇演变，到处上演借乡亲人头一用的戏码。
兵不如寇，国家焉能存。
魏公公再是强调以物质强军，也知道物质须与军纪并存，赏罚分明，否则，无以强军。
不杀良冒功，是强军的最基本道德观，没有这个道德观为基础，一切便是空中楼阁，说塌就塌的。
安南人和草帽顶子山被杀的建州都督子洪太等人不同，性质完全两样，善待后者，不过农夫与蛇，养虎为患。
善待前者，却是能对大明存亡起关键作用，事关大明存亡大计，魏公公岂能让区区军功把此大计给误了。
在公公的强力威慑下，海军诸将可不敢再头脑发热提这茬了。
次日，公公即命海军派两艘兵船护送裴光袍一行往吴淞，他则继续率领船队在舟山海域“扫荡”。
这可把定海诸所卫可急坏了，海贸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本，不管是出海还是来港，只要有船来，他们就有银子拿。
可现在，不但一艘船出不去，一艘船也进不来，各港口都是空荡荡的，就连渔民出海打鱼都要被吴淞卫的人再三盘查，长此下去，都不用吴淞卫来攻打，他们自个都能散了。
没钱，当个屁的兵。
各千户齐聚定海城的指挥使司，嚷嚷着要指挥大人替他们做主。
不少指挥使司的熟客海商也纷纷遣人来问，说这说那，言语间不乏对定海卫应对不当，致使海贸停止不满。
在海商们的鼓动下，各千户喊打喊杀，决一死战的声浪一潮高过一潮。
然而，指挥大人却始终不予回应，最后，逼的急了方闷声说了句：“中丞不允。”
…….
中丞便是浙江巡抚高举。
高举是山东人，今年四月方以督察院右佥都御史之职巡抚浙江，因而属于新官上任。
此人和应天巡抚曹时聘一样，都是治水有功方升的督抚大员。纵观本朝督抚任职，但治水有功者，多能出任巡抚，由此可见本朝对治水之重视。
中左所被攻陷时，定海卫指挥骆大均不在定海，巡抚大人高举也不在杭州，而在镇海城。
和其它省不同的是，浙江巡抚驻地并非省会杭州一处，而是杭州和镇海二城两驻。
镇海乃浙江重镇，据说浙江方面和朝廷不少官员都认为，应当将浙江巡抚的驻地单设在镇海，并且浙江总兵也应常驻镇海，若朝廷纳此建议，则镇海地位必高出杭州、宁波若干。论重要性，恐怕也仅次于南京应天府了。
只是，镇海之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军事上，浙江沿海若有警，则镇海必突出。沿海无警，镇海肯定不及杭州重要。故而万历以来，浙江巡抚大多驻于杭州城，很少有驻在镇海的。
高举这次来镇海是专门为一件盛事，也是为完成前任愿望的。
万历三十四年，宁波籍学子有17人同时考中举人，这在浙江全省引起不小的轰动。
时任浙江巡抚甘士价为预祝这17位举人今后能像唐代杜如晦、房玄龄等“十八学士”那样得到朝廷的重用，打算为他们建造一座三间四柱的“瀛洲接武”坊。
不过，甘士价任内并没有建成这座牌坊，所以高举出任浙江巡抚的时候，甘士价特意写信给他说了此事，高举便以他和甘士价两人的名义建造“瀛洲接武”坊。
骆大均快马往杭州报讯，杭州方面自是不敢怠慢，迅速又派人将急报递到镇海。刚刚主持完“瀛洲接武”坊落成仪式的高举闻讯之后，自是大怒，第一时间就派人去召浙江总兵施德政紧急商议。
施德政是三年前调来浙江任总兵的，此前一直在福建，曾任南路右参政，福建水师提督，在任期间率师横渡台湾海峡，击败入侵荷兰人三条战船。
当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曾就此战败发出指示，明确必须用一切可能增加对华贸易。但这一切可能尽可能排除武力。
不过施德政在杭州，匆匆赶到镇海要几天时间，高举这边又有不少士绅登门，就定海卫发生的官兵死难事件向巡抚大人进言，要惩元凶。
群情激愤之下，浙党中人也有不少人或上门，或书信给高举施压，这让高举不得不准备先前往定海卫弄清事实真相。
可半路，却有苏杭织造衙门的人持太监孙隆的书信求见。
看完孙隆的书信后，高举许久没有说话，尔后命行辕往宁波。再于宁波府衙修书一封令快马送至定海卫，交指挥使骆大均亲启。
信中，高举要骆大均约束定海卫上下，不令滋事，更不得再和提督海事内臣魏某所属冲突。若生事，则唯骆大均是问。
这让骆大均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明白中丞何以对那魏太监如此示弱。然巡抚命令已下，他也不敢不从。
与此同时，浙江参将沈有容也拜访了总兵施德政。
沈、施二人都曾在福建共事，当年施德政曾派官任都司的沈有容率兵船往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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