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关注行刑现场,这不仅是一种社会化的行为。本能驱使我们关心一些切近生命的命题:生与死、yù_wàng与终结,死刑只不过是这些本能或形而上学的命题的具象化。人类是生存在本我与超我之间的,无可避免地被现实撕得粉碎,而一旦拒绝如此,便只剩下暴行,以及思想的暴行。
我曾经生活在暴行中,也制造过暴行。无论打着什么旗号,狂热的理想与理想的制度化都与暴行无异,坚信理想必然实现的人则等同于暴徒。我曾躬行于此,如今深为怆痛,因为我已身系囚牢,暴行却转手他人,依然如故。
我也曾对抗过暴行。所有用自我的身份,而不是统治者赋予你的身份生活的人都对抗过暴行,今天他们则在末日审判下丧生。真实的人生再一次臣服于历史的叙述,极权的政体已被移除,语言的极权从未终结。
暴行总是披着人性的外衣。此刻我听见的声音是正义的歌谣,罪人之死赋予其刽子手一枚骑士勋章,邪恶的灭亡昭示着仁爱的新生。逻辑多么陈旧,十三年前纳粹既如此终结魏玛,于是正义的对立面成了另一种正义。
这是绞刑架第几次在运转?达豪审判进展神速,纽伦堡闭庭前的半年这里已经行刑多人,从集中营的管理者到党卫军精锐部队的少年,他们多半佩戴校官、尉官军衔,只在党代会上见过元首,有人直到死前都不明白帝国的高级罪恶,有人因为穷途末路而为虎作伥。终于有一回,下属比上司走得早,在第三帝国的决策层是否有罪尚未定论时,跑腿和杂役先行承担了责罚。
战场上最先死去的是战车旁的步卒,大萧条的危机最先转嫁给下层民众,正义女神也欺负小人物,青史只留存名人的事迹,丑行和苍生皆成尘泥。
1946年10月21日
【编者注】
比较之前几篇文章,这篇风格迥异的文章更为抽象,也更为沉郁。兰斯贝格监狱自1946年夏天以来一直执行绞刑,是什么使作者心境在此刻变化?9月30日纽伦堡法庭宣判,10月16日对执行绞刑,本文写于10月21日,这些日期是否有关联,已经死无对证了。
也许作者对自己的判决曾心怀改判的希望,直到纽伦堡将纳粹领导层的罪愆定案,并宣布党卫队、帝国安全局为犯罪组织。今日我们会嘲讽他的徒劳,视之为贼心不死,但在历史尚未成为历史,而未来尚未前来的时刻,谁能拥有卡珊德拉的预言。
这或许也是本篇的题目由来。他的两项身份都被纽伦堡宣判为犯罪组织,末日审判的氛围曾否缭绕在他肩头,而他曾否指名质问宣判方的犯罪性?过于尖锐的话题是很难引起讨论的,这些只能唤醒仇恨的声音选择了沉默。
而抛开这些涉猎旁多的话题,仅仅去看作者本人——沉思总是比叙事要切近心灵,何况对于一个习惯抽象思维的人而言,沉思是最初的语言。没有比之更直接通往他内心的道路,他在想什么,有着怎样的人生观,对既往的事件是何看法?乖谬的是,也没有比之更具体的阐发。我们仅能在抽象层面读出他的心绪一二,却无从知晓他是否知行如一。
☆、测不准与回归方程
“历史是不容假设的。”
他靠在窗台上,冬日的散射光在他肩膀上勾勒出模糊的轮廓。加百列和路西华在这个世纪一同到来,“承认”与“存在”是一对兄弟,而“价值”与“虚无”结盟。
我从梦中惊醒,仍然记得梦里那条循环往复的道路。每出现一次谬误,我都返回原点,走上另一条分岔。但每一次重新走过,它都生出新的岔道。
它甚至不能算是道路,而是无穷无尽的可能性。连概率论都失效了,因为它本身也在运动,不断地变生出新的世界。
“那么,什么是可以假设的呢?”
我躺在窄小的床上,继续设想这番辩白。我习惯于思考通过更改实验条件、操作步骤的方式以达到准确的实验结果:如果我没有在1936年加入警卫旗、在1938年调任安全局、在1939年涉足军方叛国者的案件、在1942年介入东线军事情报,或仅仅是在1945年不曾自投罗网,以为历史终将公正地为我定罪,从而亦不否认我片面的英名。人生会变得如何?
最终这些“如果”都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归于一路:如果我没有出生在1915年某个宽容而过分抽象的社民党人的家里。
这不是决定论,恰恰相反,这是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一次次修正错误,以期重头再来。把碳单质放进高温当中,它可能形成金刚石,也可能是石墨。我曾以为若做出另一种选择,结果会全然不同。但世界远不是条件可控而固定的实验环境,它把主客体混为一谈,内在与外在实为一物,它是无数的人类个体本身。你在修订自我时,已经让你所触及的世界面目全非。
“历史是不容假设的”,这句话只不过是人择原理的一种蹩脚表达罢了。
如今是1946年末,这一年里我经历了许多事情。历史学家只关心世界大事,就像只关注宏观世界的古典物理学家那样,这会让他们错失真理。人们会怎样讲述1946年?浓墨重彩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籍籍无名的第二年。然而正是在这一年,许多人黯然离世,时代从来不终结于胜利者的鸣金收兵,而是败者的死亡。
一个无名之辈也将随之被时代葬送,在他的档案和卷宗尚存于世之时,历史并不打算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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