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分前后,天气凉爽宜人,在陇西郡一带的黄河之滨,修筑城池的工程正在加紧进行着。然而负责这项工程的大行令李息,却意外的接待了一位不速之客,此人竟然是匈奴浑邪王派来的使者!接谈之下,这个使者带来的信息更是令李息大吃一惊,浑邪王和休屠王竟有归顺汉廷之意!吃惊之余,李息不敢稍有怠慢,立即派人飞驰长安上报朝廷。
其实这事仔细想想也并不意外。目前匈奴右部的主要力量就是浑邪王和休屠王,经过两次河西之战,这两王的主力共被歼灭了四万有余,已然是去了一半。特别是浑邪王,他剩的就更少了,而休屠王的损失虽然没有浑邪王大,但是他的意志已经不再坚定,第二战时他解散主力藏进深山,就是一个明证。
问题是这一切发生得实在太快了,远方的匈奴大单于伊稚斜,还不能理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短短的几个月内,一个年仅十九岁的年轻人,竟会将整个祁连山搅动得天翻地覆?大单于的震怒是可想而知的,当浑邪休屠二王收到单于的王命时,实在觉得自己是走投无路了,一旦真的被召到王庭问罪,下场必定是难逃一死。
此时两王的主力以休屠王为主,总共还剩下四万多,若是把妇孺也都算上,那么一共约有十万之众,数目相当庞大。但是对两王来讲,战是不敢再战了,而面对单于那边的责问,又实在无可推托责任。走投无路之下,他们能商量出的活命之策,也就只有干脆带着部众投降汉朝了。
对大部分普通的匈奴部众来说,是相信降汉可以活命的,毕竟他们记得,他们中的很多人,其实早在河西第一战时已经降过汉了!而且他们记得,霍去病在迫降五国之时,对这五国中的部众,尽管根本不能带走,而且很可能会降而复叛,他也非常克制,并没有大肆屠戮。
由此可见,霍去病对屠戮的克制,在政治上还是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也就不难理解,当素宁提到有关传言的时候,他为什么会怒成那样了,为什么他会言辞如此激烈,最后搞得两个人不欢而散了,因为他确实觉得心里很憋屈!不错,他是不能咬定自己没有杀过一个降众,可是只要你承认杀过人,就会被吹毛求疵的人责以仁义道德!别忘了在华夏文明的标尺下,“嗜杀”是多么严重的罪名!这顶帽子往下一扣,试问哪个兵家能承担得起?
确实,太多的人根本就没有见过战场,坐在长安城里动动嘴皮子当然容易,可谁能想象得到战场上的形势有多么复杂?每个具体情境下的杀或不杀,都远远不是一道命令那样简单!可是,谁又能理解这中间的担当呢?也许只有今日河西匈奴举国来降的局面,才可以证明这一切吧!
在战略层面上来看,河西两王来降,是霍去病河西之战的直接结果,正如孙子兵法所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河西匈奴之降,侧面印证了河西之战的胜利是非常彻底的,不仅大规模歼灭了匈奴的战争力量,更是直接摧毁了匈奴人的战争意志。
然而在汉廷方面来说,他们的认识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达到上述的高度,甚至一时还判断不清这两王到底是真降还是诈降。刘彻召集众臣廷议了这件事情,大臣们的主流意见是,匈奴人大举来降是史上未有之事,首先这很可能不是真降,即便是真降,这么多匈奴人大举进入汉境,也是一件风险极高之事,受到任何刺激,都随时可能生出大乱!
在这种局面之下,汉帝刘彻也是前思后想,他能想到的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派霍去病领兵前去受降。因为其他的事情都不能确定,唯有一条是能确定的,那就是河西匈奴肯定打不过霍去病!所以,只有在霍去病的震慑下,才能把这么多匈奴人进入汉境的不确定性降到最低。至于归降之后,自然还要给以相当的待遇以安抚其心,以后再徐图分化利用,但那些就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了。
于是,刚刚回到长安一个多月的霍去病,还没有来得及好好喘一口气,就又再次受命,重披战甲,率领一万骑兵星夜兼程赶赴河西。
为什么要带一万骑兵呢?因为这种局面的受降,不带兵肯定是不行的,但是连续两次出兵河西之后,汉军也是人疲马乏,急需休整,不宜调拨更多军力。然而这还不是最主要的考虑,最主要的考虑还是国库。
兵法云,“兴师十万,日费千金”。自古至今,战争都要花费巨额资金,打仗靠的是国力。河西两战,尽管霍去病都是速战速决,兼之取食于敌,已经算是很会给国家省钱了,但毕竟是一年两次大战,汉廷又怎会感觉不到经济负担?
光是给军马喂粟,就已经耗资巨大,其余诸如军饷、抚恤、赏赐军功、补充马匹、转运粮草、修造兵器,样样都要花费巨资。而如果这次匈奴人是真降的话,安置和赏赐他们,眼看也是一笔巨大的开销。
这几年国家用钱的地方多,曾经富足的国库,早已今非昔比。十几年前,经过文景年间几十年的与民休息,国库曾经充盈到什么程度?连串钱的绳子都朽烂了!而对匈开战以来才短短几年,大体到前年漠南之战打完之时,国库的积蓄就已经用光了!
何况这几年,除了对匈作战要花钱之外,另外还有几项耗费巨大的工程:一是在西南夷开路,从巴蜀向西南,凿山通道千余里;二是修筑朔方城,征发十余万人,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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