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它似乎在说，然后又埋下头疯狗般地吮吸起来。
“死？！”我整个怔住，再一愣神，又不见她的踪影。
警察和医生赶到的时候，我正蹲在路边，双手抱头，脸埋在双膝之间。昏黄的路灯光依旧明亮而又澄净地泼洒在我的脚前，但那温柔的暖色落在我眼中已变得无比冰冷。
警察搀着我上警车的时候，我眼睛的余光再次瞥见了她，或者应该说是它——那个身穿红色长裙的姑娘，她的脸孔依旧苍白，面无表情，但那漆黑无光的双瞳之中，分明涌动着冰凉的杀意，这抹杀意和她嘴角那块尚未完全干涸的血渍一道儿重击我的心脏。
我的脚步一软，几乎要跌倒。“真是糟糕啊！”我想。
因为十字路口有监控，事故很快调查清楚了——货车驾驶员王师傅提货回来，把货车开成了跑车，好像一只脖颈中枪的斗牛，横冲直撞，这才酿成了这桩惨案。这结果令我颇感讶异，因为王师傅是公司里出了名的稳妥司机，平时开车十平八稳，好像背了壳的蜗牛，常年受到车管组的表彰，很难想象他会糊涂犯错，乃至“聊发少年狂”。
于是我不可避免地想把原因归结于那个时而出现、时而消失的姑娘，但如今社会，凡事要讲科学，在警察局做笔录的时候，有好几次我想把全部所见和盘托出，但话到了嘴边，又被我默默咽了回去。在这种时候谈神论鬼，谁信呢？不过是以为我惊吓过度，精神出了问题罢了。
我坦然面对的警察的种种审问，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只是闭口不谈鬼神。我短暂忘记了时间，在结束了所有的询问之后，孤身一人回到宿舍，面对空空如也的房间，我才恍惚意识到不对。整个人像是很长时间都被灌满，现在突然被抽空。
“他们……他们都死了！”熹微的光芒透过紧闭的窗帘，摇晃着模模糊糊的影子，不知是早晨，还是傍晚。
我辞去了数据统计的工作，联系了发小杨邦宇，他在n市开了一个电器修理铺，又兼职做商场的电工，有时候需要他到商场值班，就没人看店了。我说我最近想散散心，可以帮他看店，能不能让我有个吃饭睡觉的地方？他笑着说我太见外，让我赶紧过去。
我工作这么一段时间，手里攒了两万多块钱，于是拿出其中两万，分成四份，每份五千，托公司的同事转送给春哥、建哥、志勇哥和阿炮的家属。想到阿炮的时候，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不知那个怀了孕的姑娘有没有打胎，可惜没有她的联系方式。
等一切收拾妥当，我上网查了一个辟邪驱魔的老道长的地址，从他手中买了一些黄纸符咒，一柄桃木剑，又从一个杀狗的屠夫手中买了半瓶黑狗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做的这个准备，但这些手段是否有效还是未知数。
杨邦宇的店在n市q区，离我并不是太远，但要先搭地铁，再转乘8路公交车。我背着背包，拖着行李箱在地铁上睡着了，恍惚中觉得自己仍是学生，仍在学生时代，因为没毕业那会儿，每次寒暑假往返家和学校之间就是这样的打扮。
不想大学毕业，离开学校刚过十个多月的时间，就已经经历了社会给予的一场彻头彻尾的淘洗。时间仿佛一把锋利无比的刻刀，架在我的后颈上带着我向前狂奔，于是此生再难回头。
我下了8路公交车，等车开远，就看到那个身穿红色长裙的姑娘出现在不远处。周围没有其他人，她盯着我向我缓缓走来，接近我的过程中，她的头颅在脖子上缓缓扭动，好像肩膀上徐徐拧动的螺丝，我听着轻风捎来的“咯吱咯吱”的骨裂声不住骨寒毛竖，她的头颅在扭转了一百八十度之后停在脖子上，披头散发的后脑勺正对着我。
夜晚街头清冷的微风撩拨着她的头发，她抬起两只手将头发拨开，头发下掩着另一张脸。事实上，已经很难把头发下出现的这张面孔称之为“脸”了，上面只有模糊难辨的五官，发黑的骨头上粘着淤泥般的肉屑，蠕动着密密麻麻的白胖蛆虫。
我看着她离我越来越近，不知是因为自然人根深蒂固的恐惧起了反作用，还是求生的**本能地奋力挣扎。我一面掏出黄符纸和桃木剑，一面用塑料瓶装的黑狗血泼她，不想，坊间传闻的这些驱邪避魔之物，于她并无影响。黑狗血溅到她身上也与普通的水泼到她并无分别，于是我越卖力挣扎越显得滑稽可笑，好像自己正努力在过好某个泼水节。
我一面慌忙地对她又泼又打，一面又无可避免地任由她离我越来越近，我看到她脸上越来越多的蛆虫蠕动得越来越快，不停地从眼眶、鼻孔和嘴巴里钻进钻出，她似乎有些兴奋。就这样她前进，我后退，不一时便来到了身后的十字路口。
头顶的路灯光静静播散，四周空空旷旷，再无他人，交通黄灯忽明忽暗。
离约定的时间还有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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