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八年是个跃进的年代，大炼钢铁是主旋律，我家发生的其他事情也不少。
这一年，我大姐结婚了，这是她奋力抗争的结果。话得从头说起。
早在五五年我父亲领着全家入社时，我大姐就被吸收进了社文工团。那时农业社刚成立，还是很重视文化建设的，建立了图书阅览室，连购进带社会捐赠，图书室里有不少图书和小人书，我大姐就担任图书管理员，负责管理图书和文工团的服装、道具。文工团业余时间排练一些小节目，每隔一段时间为社员演出一场，很受社员们的欢迎。我就是在那时，通过小人书对中国古典文学有了初步认识和了解。
文工团里有个年龄和大姐相仿的小伙儿，叫王道福，长得英俊挺拔。一米八五的个头，四方大脸，两道剑眉，眉梢上挑，英气逼人。性格沉稳，少言寡语。演节目，我大姐经常和他配对，什么哑剧“放炮仗”、二人转小帽儿“双回门”、“小拜年”等。连年节扮秧歌也是他俩打头，我大姐扮农民、王道福扮工人，所有看秧歌的人都说他俩扭得活泛、沉稳，真是一对好打头的。常言说，耳鬓厮磨，孰能无情？久而久之，郎有情、奴有意，两人开始恋爱了。开头约会看电影，总拉我打掩护。因为不带着我，我大姐自己去看电影，家里是不会同意的。我记得我大姐领我去看的第一个电影是《天仙配》。那时，临江光华影院还不是对号入座，通风条件也不好，遇有好电影，场内挤得满满登登，特别是夏天，看一场电影，人像上笼屉蒸过一样。当时正是夏天，开始我还瞪大眼睛看，看见他们哼哼呀呀地唱，听也听不懂，看也看不明白，感到索然无味。就是看见老槐树幻化成人说话，觉得还有点意思。以后我就昏昏入睡了，直到散场我被大姐叫醒。最没意思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我那时年幼，不懂，他们看的津津有味，边看还边嘁嘁喳喳地小声议论，我却歪着脑袋睡着了。
以后又看了《画中人》，觉得有点意思。画里的人飘然而下，又飘然进入画里，感到很神奇。等到看《秋翁遇仙记》时，我就被曲折的故事和神奇的特技深深吸引了。以后，我就成了电影迷。
等到我大姐提出要和王道福结婚时，我父母，特别是我父亲坚决不同意，理由很简单：王道福他母亲是土改时的老党员，给我家错划成分和五七年送大字报，都有她掺和其中，而且是骨干积极分子。因此，我父亲认为两家不是一样的人，门不当，户不对。
我大姐真不愧是我父亲的女儿，脾气和我父亲一样犟。当即绝食，以示抗争。
我大姐单独住在东头一个单间里，整日里蒙头昏睡，连板窗也不开。开头，每到吃饭的时候，母亲就叫我去招呼大姐起来吃饭，大姐不理不睬。我和母亲一说，母亲赌气地说：“不吃拉倒。”两天过去了，母亲和父亲说：“真把孩子饿坏了怎么办？”父亲依然坚持，说：“我不信，就饿不服她？”第四天，母亲有些坚持不住了，特意给我大姐单独做了米饭，炖了鱼，炒了鸡蛋，让我端进去给姐姐吃。姐姐用被蒙了头，瞅也不瞅。母亲皱着眉头，满脸愁容。父亲坐在凳子上，满脸怒容，翘着鼻孔直喷粗气，也不言语。第六天头上，母亲真着了急，哀求父亲：“当家的，今天六天了，孩子再不吃东西，真的不行了，那毕竟是咱的孩子，还能真的饿死她？她要嫁就让她嫁吧，咱不管了，行不？啊？”父亲依然吐着粗气，半天没出声，后来一甩手站起来，走出屋去。母亲看见父亲没坚持反对，就是默许了，急忙进到大姐房间，把大姐叫醒：“瑞云，瑞云！快起来梳洗梳洗吃饭吧，你爹答应了，”听到这话，大姐方爬起身来，那时她已很虚弱了，母亲搀扶着，把她扶到院子里，拿过一条板凳，让姐姐坐着晒晒太阳，然后进屋拾掇饭去了。我一看姐姐蓬头垢面、满面憔悴，急忙把水井里镇的西红柿、黄瓜、香瓜拿出来，捧到姐姐跟前，让姐姐垫补垫补。我家院子里的那口水井，不开店以后，就弃之不用了。天热的时候，就把水果、菜蔬、鲜鱼装在土篮里，吊在水井里，能保鲜好几天呢。
冬天，姐姐结婚了，家里也没陪送多少东西。结婚那天，父母没去参加婚礼，也不让我们去。傍晚，我偷偷跑去看了一眼，姐夫家离我家不远，就在车站对面、食品厂前面。看到姐姐满面春风、新房也布置的喜气洋洋，我还是很高兴的。姐姐给我装了一兜瓜子、糖块，我就匆匆跑回来了。没敢让父母知道，偷偷把糖、瓜子，分给三妹、四妹和二弟。我二弟五六年出生，那时已经能满地跑了。他长得肥头大耳，模样俊俏，最受父母宠爱。看护他是我那阶段最主要的任务，我常常弄二分钱，领他到吴家小铺买一块绿豆糕给他吃，从此我最爱的绿豆糕都变成他的食品了。
这一年，我小妹也出生了。父亲去给她报户口，看到满街红旗招展，就给她起了个名字叫“瑞红”。她生的不是时候，一落地，就充满了劫难。
那时，河西村早已改成新市街道。街道也要办企业创收，于是征用了我家的房子，东头三间屋办起了编织社，西头办了一个被服社。我家搬到了前小街、同队的刘京香家西屋。全家人挤在一铺炕上，东西没地方放，只得堆在院子里。可能是屋子潮，我小妹就生起了“黄皮疮”。开始是头上长疮，这种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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