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处是：袁涣对曹操说，兵属于凶器，不得已的时候才用它。用道德去进攻，用仁义来征伐，加上安抚民众，为他们除害，这样做了，才可以与他们同生共死。自从天下大乱以来，已经十多年了，百姓希望安定，而比吊起来的人渴望解救还迫切，为什么？我想大概是政治失去了正道吧。我听说贤明的君主善于救世，所以世道乱了，就用大义来规范它。世民虚伪，就用质朴来克服它。世道不同，事势变异，治国的方法也应不同。这是不能不明白的，制度的损益，古代和现在是不一定相同的，如果怀着对天下广施仁爱之心去拨乱反正，虽然以武力平定叛乱，而又用道德来帮助，这是百代不变的道理。您的明哲超出常人，古时候那些用来获取民心的措施，您已经尽力试用了，今天那些失去民心的教训，您也全部借鉴了，天下依仗您得以免除了危亡的灾祸。然而民众还不懂道义，希望您用道义来教诲他们，那就是天下太平了！曹操完全接受了他的建议。袁涣被任命为沛郡的南部都尉。还有一处就不在此赘述了，大家可以读《三国志。袁涣》传。
荀彧怎么说。对于曹操来说，荀彧是任何一位谋臣都不能取代的。尽管荀彧被曹操设计害死了，但荀彧对于曹操的影响与贡献是挥之不去的。《三国志。荀彧》传，裴松之注引用《魏氏春秋》中的内容有：“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论六经，刊定传记，存古今之学，除其烦重，以一圣真，并隆礼学，渐敦教化，则王道两济。”很显然，荀彧希望大兴儒学，对此，太祖嘉纳之。
综合这三个人的论述，概括一点，就是只有孙、刘未被消灭之前，应加强精神文化建设，具体措施就是傅干、袁焕、荀彧等人所提的建议。这些建言与论断对曹操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主要影响有三点。
先说其一，曹操征战张鲁，占领汉中之后，主簿司马懿进曰：刘备以诈力取刘璋，蜀人尚未归心。今主公已取汉中，益州震动，可速进兵攻之，势必瓦解。智者贵于乘时，时不可失也。对于司马懿观说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但曹操反曰：人若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耶？对此，刘晔也进言“司马仲达之言是也，若少迟缓，诸葛亮明于治国而为相。关、张等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守关隘，不可犯矣。操以“士卒远涉劳苦，且宜存恤”为由，仍按兵不动。曹操在如此良机前为何按兵不动，并不是不想取西川，只是心中已有傅干“蜀有崇山之阻，难以威胜”的规劝在先，有袁焕的“民众还不懂道义，希望您用道义来教诲他们，那就是天下的太平”之言在后，还有荀彧“并隆礼学，渐敦教化，则王道两济。”在耳。于是，曹操放弃了西进。当然，此时，更为重要的、更为深刻的是曹操的心迹发生了变化。尽管已是暮年的曹操，却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尽管是伏栎的老冀，但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暮年的烈士，不已的壮志是什么？这伏栎的老骥，千里之志是什么？这是曹操讳莫如深的，也是曹操那些鞍前马后的忠诚部下心知肚明的。所以，曹操才按兵不动。曹操的按兵不动，只是对西川而言，曹操对整个东汉政权已是韬略在心了。
再说其二，傅干等人的建言不但使曹操在军事行动上产生了影响，而且在方针政策上很受影响。特别是在文化教育、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产生了具体影响。这一点《三国志。武帝纪》多次讲到这方面的内容，现摘录一例，“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益于天下。”这处内容说得很明确了，“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益于天下。”挑选当地优秀子弟来教育，希望先王的道义得到传承，使之有益天下。与傅干等人的论述完全一致。曹操的这些做法与主张无疑是他那“千里之行”的第一步。
其三，袁绍父子的教训，曹操是历历在目。曹操以袁绍父子为鉴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曹操相对袁绍来说，无论经济还是军事，都是无法与之抗衡的，而最后曹操却打败了袁绍，并非仅仅是曹操善于人谋。其主要原因是袁绍因自己的强大而蔑视对手，忘记了困兽犹斗的教训。只知“十则围之，五则攻之”的兵法教条，急于取胜，而忽视了“庙算之策”。袁绍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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