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的东渐让很多东方人不舒服，以提到西方哲学就有很多人站出来反对，可是在东方文明找不到航标的时候，无论是中国，日本，韩国，东南亚都是以抛弃自己原有的意识形态而从化于西方文明的，从十八世纪之后，东方人一直在寻找西方人的航标，追索西方文明的航线，只不过是进度不同而已，但是总体都是在向西方靠拢。
这一切都与十世纪左右古中国的社会发展有关，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认为：“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那么在科学技术发明的许多重要方面，中国人又怎样成功地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3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在理论和几何学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为什么并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了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经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
李约瑟得出结论：1、从文化竞争模式给出另一个解答：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2、中国自13世纪以后经济技术与科学发展水平越来越落后，是因为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愈来愈完善，特别是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愈来愈受到集权制度下扭曲为奴化的儒家思想的毒害。
中国人对集权制度的热衷是发自内心的，这一方面与中国人生活的地理环境有关，更与中国人的思想文化有关。中国人地理上处于适宜农耕自给型的生产方式之中，内部寻求自我封闭的环境是出于自给自足的自然条件，政治上寻求集权与宋元明时期受外族侵略有关，政治上寻求一种不变的机制，以期代代相传。但是这不是全部原因，问题的根源还在于中国人的思想方法，
古代中国经历唐朝盛世之后，到宋代时期，也就是十世纪至十四世纪之间，中国是宋金辽三分天下，宋代中后期的汉族王朝已经完全被压缩在淮河长江以南的小面积区域内，南宋从真正意义上讲不代表当时的中国。
在当时的中国，沿黄河流域的汉民族处在西夏与金国共同统治之下，长江淮河以北地区，从十世纪初就脱离了汉人自治的时代，直到1368年元朝灭亡的四百多年间一直断续的受异族人统治，明朝建立后沿黄河流域的汉民族才重新回到汉人自治的时代。
正是这个时期，自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到1368年元朝灭亡的461年间，中国内陆的汉民族饱受战乱之苦，这四百多年间，中国中北部的汉民族经受来自北方异族的拉锯式统治，可谓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汉人处在水深火热的煎熬之中，当时的汉民族急需一个稳定的中央集权政府，这也是朱家天下应运而生的原因。
自朱元璋掌握政权之后，朱家人奋力打造的就是一个一统天下，二元治理的集权制度下的封闭政府，朱家几代皇帝造就的这个封闭的王朝，力求在一个轨道上规制行驶，而不致于偏离轨道，如此一来一切右激倾向思想都必须扼杀，完全从化于朱熹的“格物致知”“穷天理，明人伦”的思想方法之上，一切杂音皆被废止。这就是造成中国人思想僵化，科学不进的根本原因，以致于到清朝乾隆皇帝十分感激朱家皇帝打造的二元集权政治制度，感激朱家几代皇帝为此付出的努力。
然而这个时期的西方文明正处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萌牙期、发展期，李约瑟又做出结论：“如果中国人有欧美的具体环境，而不是处于一个广大的、北面被沙漠切断，西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丛林，东面是宽广的海洋的这样一个地区，那情况将会完全不同。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是中国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顿和哈维等人的名字。”李约瑟甚至说，如果那样，将是欧洲人学习中国的象形文字，以便学习科学技术，而不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语言。
从另一方面讲“中国自13世纪以后经济技术与科学发展水平越来越落后，是因为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愈来愈完善，特别是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愈来愈受到集权制度下扭曲为奴化的儒家思想的毒害。”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但不是全部。
中国人从13世纪开始经济与科技发展，开始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还是中国人对《周易》的理解越来越片面，这与中国人过度膨胀中国理学有关，以及中国对自然科学的认知越来越片面强调规律性有关，最终导致中国人在文化认知上越走越偏，即便社会发展到今天，中国人对理学及自然科学的认识仍然停滞在春秋战国时期，而没能迈进到“三分”境界。
中国的理学起点在自然科学，发展到十世纪左右经过朱熹等人的篡改，已经完全导致中国人的思想方法出现严重错误，偏离文明轨道，出现倒退现象；而西方哲学经过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培根、康德、黑格尔等等众多哲学家的不断改良，越来越完善。但是中国理学在这个时期经过朱熹的改造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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