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一辈子的日子都会过得平淡无奇，而有些人哪怕想云淡风轻地过日子都不行，他们不找事但事会找他们，每个平淡的生活段落都只是上一个风起云涌后的休整和下一个壮怀激烈的前期准备。马千里就属于后者，马家族学顺利开班后，日子才平淡如水地过了三个月，卢卓义就给他安排了一个十分棘手且危险性极高的任务，代替矿监去管理一座铜矿。
在明朝，矿监是指掌管开矿征税的宦官。这个职务最开始出现在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从那以后矿监税使遍布天下。明神宗死后，以遗诏罢矿税监，但是现在天启皇帝在位，魏忠贤在朝堂上呼风唤雨，加上对付八旗和各地流民暴乱都需要钱，所以矿监税使之类的职务又重新被恢复。
在后世，主流社会普遍观点就是矿监税使是明朝皇帝用来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鹰犬，那些担任矿监税使的太监们无恶不作把大明天下弄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而认为矿监税使有积极作用且积极的方面比消极方面大的观点，则属于不入流的观点，各大书店的书里面不会有这样的观点，各大网站的主流帖子里不会有这样的观点。只有在一些贴吧、论坛的冷门帖子里有一些这样的观点存在，还不是系统地阐述，只是只言片语。
然而来到这个时代，马千里才觉得矿监和税使是有必要设立的，而且是不能不设，原因就在于明朝坑爹的税收制度。
明朝税务系统远远比不上宋朝，甚至连唐朝也不如，政府主要收入是农税，就是通过地方丈量土地和田地定级来征收，商税几乎没有。后世说明朝苛捐杂税多、重，开玩笑！举个例子，宋朝茶盐税岁入有5000万两，明朝茶盐税岁入只有区区300万两，重在哪里呀！
明朝7大关钞形同虚设，商人是否在过关时交税，取决于他自称经商还是旅行，即便缴税，也没有标准，官员也就尽量少收，如果官员收税过多，那么他在朝廷中的口碑则不佳，前途就要受影响。明朝逃税漏税最为严厉的处罚出现在张居正主政时期，偷逃税者会被杖责，不过只要缴一小笔钱捐纳官身或者雇人代受就可以免罚，这么做的好处是皇帝会定期赦免各地拖欠税款。官员在收税方面从不积极，虽然能成功完成税收任务者会得到皇家和户部的嘉许，但是在吏部就会登上黑名单。因此官员宁可受责罚。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明朝文官的势力和文人士绅的势力在整个中华封建社会时期达到了顶峰。宋朝的文臣们还只是想着士大夫与皇帝共天下，可明朝的文臣们想的是把皇帝当国家的吉祥物和傀儡，他们要的是士大夫治天下，皇帝当个安静的美男子就行，别碍事。
张居正应该是大明文臣们的偶像，在万历皇帝幼年和少年时期担任内阁首辅权倾朝阳、呼风唤雨，皇帝在他活着的时候拿他没办法，太后也让他三分、敬他三分。虽然死后，张家的下场不太好，但能执掌天下哪管死后洪水滔天呢。不能成为张居正也没关系，在抗衡皇权上，文官们联合起来、万众一心。以至于发展到后来，没有文臣内阁同意的圣旨颁布的政策一般很难得到实施。到了明末，江南地区已出现“虚君”和“君主是天下大害”的思想，除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外，也可见文人们对君权的蔑视、嫉妒、反感到了何种地步。宋朝尤其是南宋的商业不发达吗，为什么没有这些思潮？
那么说了这么多，到底和明朝的税收有什么关系呢？没发现明朝文臣权势比宋朝的大，而明朝的税收比宋朝的少，这是个反比例关系吗？
在明朝，有功名的人种田是不用交税。什么人才能有功名呢，一般就是参加科举考上举人甚至更高级别的读书人嘛。一旦考上功名，就会有亲戚和非亲戚带着田契、地契之类的来投靠你。你依靠功名庇护他们，使得那些田地不用向朝廷交税，然后你也可以得到相应的好处。所以一旦考上功名，哪怕不能入朝为官，在自己老家也很快就能成为一方豪强。到最后，天下间但凡肥沃点的田地都是达官显贵或有功名之人的，只有贫瘠的田地才是寻常百姓的，而要交税的就是这些只有贫瘠田地的寻常百姓家。
那商税呢？更悲催。农税好歹还能收到点，商税你就根本不要指望治理地方的文官们去收。因为能当上文官的，要么是世家子弟，家里本来就经商。要么虽然是寒门出身，但一旦当官就有商人来投靠、贿赂，自然成为商人实际的利益代言人。所以没几个文官愿意、敢收商税，一旦收了则成为天下文官的敌人，那还有仕途可言。
但一个王朝一个国家的正常运转是需要税收的，把税收的压力压在只有贫瘠田地的寻常百姓的肩上，后果就是层出不穷的农民起义。那个叫张居正的男人看到了问题所在，虽然不敢收商税但心如磐石地重新丈量土地，向权贵、有功名者征收田税。
哪怕张居正只是向权贵们和有功名者收取他们田地收入的很少一部分，哪怕张居正根本就没收商税，可结果张居正一死全都作废（野史有传言张是被毒死）。年轻的万历皇帝无法与团结一心的整个文官、权贵集团抗衡，向权贵和有功名者收田赋的作法作废。后世人研究万历皇帝是绕不开万历三大征的，三次大胜在当时保障了大明的和平、保护了大明的百姓。但如果没有张居正在位时收天下田赋，大明朝廷哪有钱粮去打三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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