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姐都不大好谈的,只能跟你谈。我们应该共同来研究,一起来行动……”往后他又写了些爱慕想念的话,最后又约定了时间和地点。全信写完之后,他重新看了一遍,又把“共产党宣言”五个字涂掉,改成“我最近读了一本很有趣的书”,然后把信纸折起来,搁在一边。自从搬到生草药铺之后,周榕禁止他往外寄信,而区苏表姐是不肯替他带信到三家巷去的。这封信怎样才能送到陈文婷的手里,还是一个问题。但是无论如何,他写完了信之后,好像和一个亲近的人畅谈了一次似的,心里舒快了很多。现在,他能够平静地坐下来,等候区苏的木屐的声音。每天下午这个时候盼望区苏来临,已经成了他的生活中一种新的习惯。不久,区苏果然来了。她打着雨伞,穿着木屐,穿过横院子走进来。周炳给她讲自己的新发现,她就微笑地、善良地听着,一面打开头发,在整理她的大松辫子,好像一只白鹤用嘴巴在整理自己的羽毛一样。她一面听,一面点头表示赞成。听完了之后,她只说了一句:“这些事情,你问过你二哥没有?”周炳说:“那还用问么?二哥一定是赞成的!他的想法一定跟我的想法一样!”区苏也只是点点头,没有再理论,又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不久,台风刚静下来,周榕就从乡下回来了。他告诉周炳,他要去香港走一趟,什么时候回来,很难说定。他又告诉周炳,黄群家里有一个时事讨论会,要他接手去搞。最后他把跟金端碰头的地点和时间,也告诉了周炳。周炳喜出望外,又惊疑不定地接受了这个在他认为是极其崇高的委托,只简单问道:“你到香港去,不用跟妈妈说一声么?”周榕眼圈红了,想了一会儿,说:“不告诉他们吧。只叫区苏一个人知道就算了。没得叫他们多c一份心!”周炳心里想道:“看样子,二哥好像是个共产党员了。”可是又不好问的。随后他想到自己这回可以结束半年来那沉闷无聊的潜伏的生活,可以和心爱的朋友们嘻笑谈天,大家一起商量革命的大事,那喜悦之情从心的深处像喷泉一般直往上涌,才把那疑问冲淡了。坐下不久,周榕就把一个新买回来的藤箧子打开,动手收拾行李。周炳帮着他递这递那,一面把自己读了《共产党宣言》之后所想的事情,大概对他讲了一遍。周榕一边听,一边笑着点头。后来周炳把写给陈文婷的信,拿出来给他哥哥看,并且说陈文婷曾经发过誓,是要真心革命的,应该叫她也参加工人们的时事讨论会。周榕看了那封信,仔细想了一想,就说:“阿炳,只有你这一点,我不能够赞成。说老实话,陈家这几姐妹,我很难看出她们之间有什么区别。至于发誓,那是不能当真的。不,我是说她们的发誓不能当真。你记得么?李民魁、张子豪、陈文雄、何守仁,加上我,我们早几年以前就发过誓要革命的,可那又算得什么呢?难不成你当真去质问他?”周炳听到哥哥拿李民魁、何守仁这些人去比陈文婷,心中大不以为然,但是又不好说什么,就闭起嘴巴不吭声。
周榕去了香港之后,十月一日那天晚上,周炳到“西来初地”里面一条又脏又窄的小巷子参加时事讨论会。这里是公共汽车的卖票员何锦成的住家。他家里如今只有一个六十好几岁的老母亲,和一个两岁多的儿子,小名为“多多”。他老婆何大嫂原来也是香港的工人,罢工回来之后,在一间茶室里当女招待。去年十月,有一次反动的茶居工会派出许多武装去捣毁酒楼茶室工会,她为了保卫革命的工会,和那些化了装的侦缉、密探冲突起来,当场中枪身亡,到如今已经整整一年了。周炳到了他家,跟何锦成谈了谈外面白色恐怖的情况,不久,沪、粤班船海员麦荣,普兴印刷厂工人古滔,沙面的洋务工人黄群、章虾、洪伟都到了,大家就谈起来。讨论的题目自然而然地集中在国民党的逮捕、屠杀等等白色恐怖的措施,和广州工人怎样对待这种白色恐怖的问题上面。讨论会一下子转为控诉会。他们计算了一下,仅仅在西来初地这条街道附近的一千多居民当中,从今年四月到现在的半个年头里,就叫国民党胡乱杀死了十七个人。这些人都是有名有姓的,他们都能够把这些人一个一个地数出来。他们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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