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当秦楚赵决裂，楚赵联军退守广陵，扼守长江沿线将秦军堵截在越国腹地的消息广传天下之时，魏罂便知道一雪前耻的时机来了。
对于魏国要撕毁和约攻击秦国之事，魏国丞相邓陵子是相当的反对，自打邓陵子当上魏国丞相之后，倒也是处心积虑的为国事筹谋，在坚持贯彻李悝变法给魏国带来繁荣经济的各种制度的同时，也将墨家的兼爱、尚贤、尚同、非乐、节用、节葬的诸多思想也灌输了下去，还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想当然，魏国要对秦国动武，推崇非攻的邓陵子自然不能答应，倒是魏罂懂得开导，问邓陵子：“邓丞相呵，魏先失河西膏腴之地，又失魏东二十余城，魏国生民是困苦了还是兴旺了？”
邓陵子理所当然的大道：“战祸延绵，生民困苦，何来兴旺之说？”
“邓丞相身为墨者，推崇墨家治学，寡人也对墨家学说略自一二。敢问丞相，墨家非攻之说用于魏，当何解之？秦人攻我，任其掠之？齐人攻我，任其夺之？今秦人占我河西，齐人占我魏东，则我任其蚕食，民何以安居，何以乐业，大魏何以兴旺？”
“非也！非也！我王此言差矣！”邓陵子身为墨家学者，自然对墨子的理论有着深刻的理解，当即答道：“墨家非攻之说，并非如王上所解，吾师曾言：今欲为仁义，求为上士，尚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若非攻之为说，而将不可不察者此也。”
在上古，天命常常指的是社会的表现，也就是人民生存的状况。在老墨子理论中，只要顺乎民意、除暴安良，此类的战争也并非不可以，反而是行圣人之道。墨子战争观的核心就是战争必须服务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其实“非攻”这学说是墨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术分水岭，常常有人片面理解“非攻”为反对战争，这是曲解。大家都希望和平，但严格地说却并非如此。和平与战争都是社会存在的合理的形式。在战国时代这个大变革的时代，如果片面地反对一切战争显然没有合理的现实依据，注定被现实否定。即使现在的国际环境，盲目于“非攻”，也是对国家和人民的犯罪。原因很简单，在周王室无法控制局面的时候，战国时期的社会是无序的，用现在的话说，社会遵循的是“丛林原则”，而现在的国际社会也是如此。
邓陵子所反对的并非是魏国要收回河西，而是秦魏之间由墨家做中人约定的五年休战之期尚未届满，此时作为受益方的魏国率先撕毁约定，这不但违背了协议本身，也等同于打了墨家的耳光。
邓陵子不反对必要的战争，但他也必须坚持自己身为墨家墨者的原则。也就在魏罂苦劝无果之时，一封来至墨家现任巨子禽滑厘的手却是恰到好处的适时而来，邓陵子看了手之后立时豁然开朗，径直挂冠而去，返回了神农大山深处的墨家总院。
而禽滑厘告诉邓陵子的无非就是时机已近，可以功成身退了。
没了邓陵子的反对，攻秦之事自然进展顺利，况且在这之前魏罂也与韩侯韩仁静达成了秘密协议，由韩国向魏军提供一部分紧缺的武器装备，算是入股。若魏国此次攻秦顺利，成功夺取河西或是有所斩获，便分期支付货款。若是攻秦失败，韩国的投掷便权当打了水漂。
于是，就在大秦嬴无敌七年的正月二十四，魏王登台拜龙贾为上将军，出兵二十万大军讨伐秦国。龙贾此次出战，用的自然是庞涓的全套仪仗，庞涓虽亡但魏武卒安在，况且秦军最强的军力都随秦王被困在越国腹地，因此龙贾很有信心能够拿回河西，甚至吞并秦国。作为一个老成持重的将领，他大胆的提出了让副将魏治分兵六万前往临晋关吸引秦人注意的战略。龙贾料定，一旦这六万魏军出现在临晋关，秦军势必会被其吸引，而自己所率的十四万精锐便可以用正面佯攻函谷关为障眼法，暗地里度过渭水绕道函谷关腹背进行夹击。
龙贾这个人按说也是魏国栋梁，可惜生不逢时，只因和庞涓共事一主，光芒完全被掩盖，甚至连个列传都没捞到。在史中，提及龙贾名号处不多，因此对他的生平也极少有记载，比如《秦本纪》和《史记。魏世家》中有：惠王十一年（公元前358年），魏惠王“使龙贾率师筑长城于西边”。惠王三十七年（公元前332年），派军攻魏上郡重地雕y（今陕西甘泉南）。魏防守河西的主将龙贾，集中兵力迎战。经两年激战，至三十九年（公元前330年），全歼魏军，生俘龙贾，斩首八万。
而《史记。苏秦列传》记载：“是时周天子致文武之胙于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秦将龙贾，取魏之雕y，且欲东兵。苏秦恐秦兵之至赵也，乃激怒张仪，入之于秦。”
这里可以说明龙贾这个老将军出现于史中的时间是魏惠王十一年（公元前358年），在二十五年后他与秦国大战，两年后战败被擒，后降服秦国，最后出现在史中的时间是张仪入秦的秦惠文君九年（前329年）。
第307章 还我河西
秦国方面，嬴渠梁和卫鞅当然能看出龙贾的想法，无非就是摆下魏治的六万大军作为诱饵，吸引秦军前去咬钩，主力则乘机攻打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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