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杨洪公社的一个村庄时追上了先行出发的大队人马。从新添墩去酒泉火车站约七八十里路,队伍才走出二十几里就已经散乱了,哩哩拉拉二三里长。当汽车超过稀稀落落凌乱不堪的队伍时,扬起阵阵尘土。王永兴听见了不断如缕的吼骂声:这一帮狗日的倒舒坦了,平常不劳动,现在又坐上汽车喽……
王永兴是前一年的初冬病倒的。那是10月下旬,冬灌[1]最紧要的关头,花园水库通往夹边沟农场的大干渠冲垮了,夹边沟农场的领导指示新添墩作业站抽调五六十人去修渠。冬季外出施工,是要挑强壮劳力的。1959年,劳教分子们的口粮就削减到每月三十斤,基建队和农业队的人因饥饿和超常超重的劳动体力衰竭了,只抽了一小部分,而蔬菜组的人因为劳动强度相对要轻一些,还能近水楼台地吃点西红柿南瓜什么的东西充饥,体质相对而言要强壮一些,所以三十多个人无一漏网被抽去修渠了。修渠是在西边十几公里的银达公社的荒滩上,住在两户社员的草房里。那是真正的堆草房子,他们去后把草腾到院子里,又在地上铺点麦草挤着睡。真是拥挤呀,三十多人挤在一间房里,人只能侧着睡,翻身都翻不了。吃的又是菜糊糊,尿多,人们出去一趟又出去一趟。每次出去不是踩着这个就是踏着那个;整夜吼骂声此起彼伏,根本就睡不好。大干渠垮掉了二十多米长的一段。垮掉的一段正好在一片低洼地上,不光堤没了,连渠基都冲掉了,渠两边都淹上了水,冻了冰。要修渠就要从几十米远处抬土。抬土谈何容易!河西走廊的西端,10月下旬天就大寒,地大冻,要挖下拳头大的一块土疙瘩就需要抡几十次镐;手震木了腿震软了。半个小时也挖不下一筐土。效率是无从谈起的,人们都在浮肿,根本就没力气干活,仅只是晃着摇着慢腾腾干着就是了。干脆停下来歇息是不行的,管教干部看见了要骂的。实在坚持不住想休息一下,只能以大便的借口跑远些蹲一会儿。说小便都不行,管教人员会说:尿尿还要找地方吗
那是修渠的第三天,王永兴和一个人抬土,到正午时分,真是走不动了,身上光出虚汗,腿软得打颤。那天天气格外冷。茫茫田野,天空无云,但却日月无光,漫空里飘着晶莹的冰霄。眉毛和胡须都冻上了冰疙瘩。寒气逼得人喘不上气来。他跟分队长说了一声要解大便,就走到一条看不见人的自然沟里,落下裤子蹲着,休息片刻。绝对不敢穿着裤子坐下来休息,因为管教干部也发现右派们的花招了,看见有人去解手,就总是盯着,时间一长就跑来察看。发现是假解手,可了不得——连训带骂,还要扣掉一顿饭。
王永兴蹲了几分钟,觉得该回去了,就往起一站——哦,站不起来了!起初,他没明白怎么回事,以为是腿蹲麻了,不听使唤了。便用足了力气往起站,却还是不行,腿根本就不听从大脑支配。后来,他弯下了腰,用手杵地,总算是站起来了,却又搂不上裤子。人越饿越怕冷,越怕冷就穿得越多——他穿了一条绒裤,绒裤外边才是劳教服:一条蓝布面的棉裤。此刻,他觉得裤子有千斤重,两只手怎么也提不起来。一用力就头晕,就眼前发黑,气喘吁吁。后来,他只是把裤子的前边提高了一点儿,臀部竟无可奈何地暴露在刺人的寒气里。他静静地站着。
这时候他心慌得厉害,因为他明白了,这是死神在拉他的手了,要把他摁倒在那道浅浅的长满了骆驼草的自然沟里,叫他再也站不起来。于是他静静地站着,一动也不敢动。他害怕一走动就栽倒。
他不知道自己站了多长时间,可能是十分钟,或是半个小时,与他抬土的伙伴跑来找他,才帮他提上裤子,系上皮带。同伴又叫来一个人,一左一右扶着他去见管教干部,经允许后又扶他回到住处。转过天,蔬菜组的老何赶着马车来给他们送菜,管教干部叫老何把他拉回新添墩休息。
王永兴回到新添墩休息几天……他自己认为,之所以出现蹲下站不起来的事情,可能是饥饿所致,也可能是寒冷和劳累的原因:自己是蔬菜组长,事事处处都竭尽全力去干,消耗的体力太多了。他以为回到新添墩休息几天,情况会有好转的,但没想到的是情况更加恶化,干脆起不来了。他原先仅是面部浮肿,小腿浮肿,躺了几天,腹部竟然也肿了起来,原本细瘦的腰突然就肥壮起来,真是系不上裤子了——皮带上的孔不够用了。而且身体呈现出从来没有过的疲乏,起不了床,穿不动衣裳,胳臂也抬不起来了。当他的组员替他打来菜糊糊他坐起来吃饭的时候,手竟然无力端起饭盆!
他害怕了!在过去的一年半里,新添墩已经有几十人躺倒后再也没有爬起来,难道自己也到了那种地步,要步他们的后尘而去吗?
他求新添墩的医生开了个条子,搭乘去场部拉面粉的马车去了场部医院。夹边沟农场的医院是很简陋的,医生们就有个听诊器。医务人员除了一位姓陈的院长是农场干部,部队转业下来的一个卫生员,大夫护士都是右派。一位从天祝医院来的邓大夫,原先是兰州市红山根砖瓦场——劳改队——的医生,不知什么原因,前几年不愿在砖瓦场干了,调到天祝县医院当医生,反右时成了右派,送来夹边沟劳动教养。邓大夫听了他的病情,叫他躺到诊床上,拿着听诊器听了听,又扣诊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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