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已经是今年年头上了，那时候上头为贝尔格莱德的事焦头烂额，急电将我调了过去。又过了三四个月，卢森堡又有事需要我。于是，我离那里的战场倒越来越远了——造化弄人。”瓦尔特说。
他呷了一口苦艾酒，冰凉的液体划过他的舌尖，然后茴香的味道在口腔里猛地炸开，蔓延。
“我们最后一次通讯是在1月9号夜里。”他接着说。
1月8日，三名红军青年军官带着一面白旗进入斯大林格勒北部的德军防线。随同他们到来的，还有苏联顿河前线司令官罗科索夫斯基将军的一份最后通牒。它随后被交给了保罗斯。
你军已陷入绝境，那上面写着，饥寒交迫，疾病丛生，而俄罗斯的寒冬还只是刚刚开始……你们的处境亦一无希望，抵抗毫无意义。
“苏联的人带来了体面的条件，被俘人员都会发给通常标准的口粮，伤病员和冻伤人员也将得到医治，所有军官甚至可以保留军阶勋章和个人财物。
“施密特其实已经动心了，他在9号的电讯里告诉我，他的几位朋友都已死于肺病。他觉得自己也快了。”
通牒要求保罗斯在24小时内给出答复。
保罗斯立即向元首发出电报，要求准予便宜行事。
“元首当然立刻驳回，‘俄国人只是在虚张声势！他们要的是动摇军心’，他这么说。他要求他们死守阵地。
“后来我知道，10号清晨，苏联开炮了。”
瓦尔特晃了晃酒杯，最后一口蓝绿色的液体被他咽下入腹。
“从那天起，我就再没有收到施密特的消息。直到2月。从北面的德军部队传回消息，保罗斯带着他的元帅节杖投降了。
“当然，元首肯定早就知道了，他有好几天脾气非常差。戈培尔去面见他时，被他用厚牛皮带砸到了眼睛。他告诉我元首的脸色很糟，而且他忽然之间发觉他好像老得很快。
“我一直试图打听施密特的消息——可怜的莉亚都快要疯了，整天在家里哭哭闹闹，说她的弟弟已经失踪了，不能再没有哥哥，弄得我都不敢回家，除非有医生先给她注射了镇定剂——后来还真让我找到一个小个子，他可能还是个半大孩子，但嗓子已经基本上咳坏了，听上去像个七八十岁的糟老头，他告诉我，施密特最后在地下室里代表保罗斯投降了。
“‘施密特将军问，请问陆军元帅，还有什么话要说吗？’那孩子扮得惟妙惟肖，‘保罗斯元帅就瘫在行军床上，连吭一声的力气都没有了。’
“不过我总疑心他演得太具体和细节了，也许那只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
“关于北面他倒是说得挺像那么回事儿。两个装甲师和四个步兵师的余部都坚守在一家拖拉机工厂里，2月2号就投降了。
“这件事我知道的很确切。1号晚上元首给部队去电的电文曾经让我看过，他还是那套话，让他们坚守。不过2号没到中午，那里就投降了。阵地里传回的最后一份电报是由戈培尔送上去的：
‘……已对占压倒优势的敌人战到最后一人。eed！（注6）’
“战到最后一人也许是指某个营，谁知道呢，苏联不也是这样。反正最后不是还有九万多投降了吗，包括了二十四名将军……元首和整个军部高层都陷入了阴郁的气氛，戈培尔夫人告诉莉亚，她的丈夫连续一周几乎没有回家。
“2号下午，我们的一架侦察机飞到那里去，回报说：‘斯大林格勒已无战斗迹象。’
“但不管怎么说，今年秋天，广播里盛传我的这位兄弟的声音（注7），可把人吓坏了。”瓦尔特像是忽然从某种沉思中惊醒，他快步走到酒柜前，又为自己满上一杯。
“您还要吗，上尉？”
“……不用了。谢谢。”年轻的上尉举了举酒杯，让他看到酒杯里在一片昏暗中显得乌沉沉的苦艾酒汁液。
然后仰头将它一口吞下。
“谢谢您的邀请。卡尔博士应该就快回来了。”他说着拉开了门，苍白的光线将他的侧脸打上一层柔和的高光。海斯上尉就着这个姿势说：“再见。”
门合上了。
作者有话要说： 注5：德语，上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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